空山新雨

暖春之旅：在盎然春意中开启中日关系的新航程

高建雨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从电视报道中，我们看到，日本的高官政要、民间团体和知名人士、日本的青少年，都表达了鲜明的、深厚的对华友好。中日文化交流、民间交流、官方往来、经济合作都有越来越畅通的渠道、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越来越良好的态势。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这次暖春之旅，能够在盎然春意中开启中日关系的新航程。
之所以说是暖春之旅，之所以说开启新航程，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关系始终磕磕绊绊，日本官方一些人士的不友好、违背公理的做法（某首相一方面在卢沟桥为当年日本侵华向中国人民道歉，一方面执著地屡次参拜供奉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纵容李登辉所谓“访日”、当局的教学试题设计中公然出现要求青少年思考如何打赢对中国的战争等）、一些右翼势力及其分子的反华举动（阻挠北京奥运火炬在日本传递等）、一些日本媒体及记者对华的不实报道、敌意报道、片面报道（歪曲报道中国武警保护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善意，以所谓毒饺子、毒包子事件败坏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声誉等），再加上中日贸易摩擦、东海海洋资源开发领域的问题，等等，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侵犯了中国的合法权益。也激起和加剧了中国民间对日仇视。对此用不着回避，揭示、正视、妥善解决、反思这些问题，有利于中日双方求大同存小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来发展好以后的中日关系，造福两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
造成一段时期以来中日关系磕磕绊绊的责任，完全在于当时的日本某些高层人士。因为他们能够掌控国内局面，能够最大限度地引导国内舆论（即使在西方民主政体下，媒体言论也不是能够公然违背政府意志的，更何况是具有鲜明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他们还公然以身示范参拜靖国神社，形成了不好的社会效应。所以，中国的高层也终于顺应民意，坚守着中日政治关系的底线。形成了所谓“政冷经热”现象。
但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新一任日本内阁释放出对华缓和、善意的信号，而且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都需要一个和平建设的国内环境和睦邻环境，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共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属东北亚经济圈、朝核六方会谈成员、东盟10+3成员、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等等），都要求两国领导人抓住良好机遇，改善和发展两国全面的关系。所以，顺应时势，着眼大局，胡锦涛主席在暖春的时节，进行了日本之旅。
其实中国和日本很容易沟通，因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文字有相通之处，围棋、茶艺、书法、音乐、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入的交流，有关的规则、审美，几乎是相同的。更主要的，两国人民都属于东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是非理念。都崇尚强者，都积极进取，都坚忍不拔，都注重名节。日本人也不是不知道它历史上多次侵略朝鲜、中国是不正义的，那是高层统治集团的一种故意。所以，日本绝大部分官员和民众对当年侵略行为的反省是深入的，对中日和平友好的理念是真诚的。同样的，日本对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给日本平民造成的伤害也极其义愤（当然这也有以暴制暴的成分）。中日两国人民都在奋发图强，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发展了经济、科技，向外进行经济扩张，大肆收购美国企业，开始敢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向美国说“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秉持抓住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争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理念，使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所以，这种相通的思维方式、是非理念，是沟通、交流、友好的介质、基础。尽管有人会说，日本早已经“脱亚入欧”，但我们能看出来，日本人骨子里还是东方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
历史上，由于天造地设，中日这对“冤家”“聚头”成为地理上一衣带水的邻邦，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在中日交往史上，政治、经济、文化从来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其中政治是主导。古代，日本派遣唐使、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交流，中国高僧鉴真东渡，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吕来华，这些友好促进了中日全方位的友好。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造成两国经济、文化交流、联系的畸形。比如我们从夏衍的《包身工》中，能看到旧中国日资在华企业对中国童工的残酷压榨、非人折磨。在中国东北地区，当年沦陷的岁月，日本也强行要求当地的中国人学习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当年伴随着军事侵略，日本的大批经济间谍也纷纷进入中国的热河省、察哈尔省进行资源勘探，为开展经济掠夺打基础，对此，我们1998年在张家口市图书馆翻阅有关藏书中，都有详尽的了解。近代日本的发展壮大，使得志在奋发图强的一大批中国仁人志士赴日留学取经，例如陈独秀、鲁迅、黄兴、蒋介石等等。从鲁迅的《藤野先生》等文章中，也反映出了日本民间、学术界人士如藤野先生、内山完造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冰心等知名人士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领导人是富于大智慧的。要说起来，抗日战争，是血海深仇，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确实是全方位的，罄竹难书。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很多都是在抗日战场上直接与日本鬼子刀枪相见，多少战友和亲人直接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呀。但是，就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行反战宣传，使很多日军官兵反省战争带给两国、两国人民、亲人们的苦难，从而争取了很多有良知的人本人士加入反战行列，我们所知道的佐佐木还帮助新四军反战。也有贺龙元帅收养日本战争遗孤的美谈。从揭秘的史料看，新中国的空军就是在被俘的日本飞行员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都成为以后中日友好的种子、基础。就是在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任职期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为以后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求同存异，搁置争端（例如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他说，我们的后人会有更大的智慧来处理得比我们更好，先搁置起来不要因为小异而影响大同）的主张，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日本的大量设备、耐用消费品进入中国市场，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还有宝钢项目的引进等。日本的文化作品比如影片、电视片、小说等也受到中国观众、读者追捧，比较知名的有《血疑》、《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日本对华低息贷款对中国的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印象非常深的，1985年左右，好像中曾根康弘首相任内，中日交流合作非常好，我那时14岁，上初中，在偏远的乡下，我就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文化社会状况以及中日关系、中日交流的杂志（中国出的），详细介绍了日本专利技术的进出口态势变化、日本清酒的酿造工艺、日本筑波科技城、藤子不二雄的漫画，还有作家井上靖、日本文学的发展历程等。1989年我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我们大学就有不少日本留学生，设在我们大学的东北亚经济研究会，就有专门研究日本经济的专家，大连外语学院的日语系当时也是热门，日资企业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很多家，在大连街头，能经常看到日本人，如果不嘟噜嘟噜讲日语，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同样在悠闲散步、满脸平和，当时我们班上和学校有很多学生学的外语就是日语，学校也开设了日语进修班，举办日语过级考试，我们大学当年入学的文科状元（总分539分）我们贸易经济系89贸经班的李卓君，就是日本战争遗孤和中国人的孩子，同年，她们举家到日本定居，我在《忆李卓君》中有详细记述，我大学毕业后，系里有好几位同学到日本工作，这都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种子。我参加工作后，在石家庄的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控制日本经济的十大财阀》，其中包括丰田英二、原一平等等，可见，那个时期，中日关系非常顺畅。
随着世界一些国家所谓的鹰派、右翼势力纷纷上台，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倾向加剧，仇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复杂。中日关系包括贸易摩擦、民间仇视，有所抬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以真诚和智慧，努力营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环境。同时国际社会也认识到，孤立主义行不通，虽然你可以强调本国、本民族利益，但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是一体化的，和中国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经济体、这样一个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超权重的政治大国过不去，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绝对不合算。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官方和民间主张对华友好、交流合作的呼声成为主流。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尊严、民族利益、民族感情，也有自己的政治原则底线。我们既履行所承担的国际职责，也需要国际社会尊重和理解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所以，新一任日本内阁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中国人民当然愿意表达出同样的善意。把盎然的春意带给日本人民。
在胡锦涛主席暖春之旅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多年来坚持中日友好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员们热泪盈眶的场面，看到五星红旗与当年恨透了的“膏药旗”共同悬挂在一起，我们的情绪也大受触动。相逢一笑泯恩仇。对日本，要时刻警惕，也要增进交流、了解、互信、友好，这样两国政界和民间才能够真正地、持久地相互理解、增进信任，使睦邻友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使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成为常态。